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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個台灣朋友,等於讀一本小說

自序 / 新井一二三

感謝魏導!


這本書,我要獻給「海角七號」的魏德聖導演。他不僅給大家帶來了一部好棒的電影,而且給了我勇氣出一本關於台灣的專書。

書名《台灣為何教我哭?》出自書中的一篇文章〈海角七號為何教我哭?〉。這篇文章,最初是二○○八年秋天,我為北京雜誌《萬象》月刊而寫的。當時在大陸,「海角七號」還沒有公開上映,我想給中國讀者介紹這部世紀傑作。只是,月刊的運作比較緩慢,從我寫成文章到刊登出來,會有兩個月的時差。

其間,台灣有些朋友聽到我在東京看「海角七號」哭個不停,來電郵詢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我決定,把本來七千多字的文章縮短成報紙能用的三千字稿件,並投給台灣報紙。結果就是《自由副刊》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登出來的〈『海角七號』為何教我哭?〉一篇。果然,自從我一九九六年開始在台灣報刊上發表文章起,該篇收到的讀者反應最多,也最熱烈。

我對「海角七號」如何一見鍾情,甚至未見鍾情,請參見本文。總之,我身在日本,透過網路收集了許多有關「海」片的資料:電影音樂CD一出版就郵購來聽,書本一出來就訂購閱讀,DVD一問世就購買再看再哭,也為了讓日本學生看這部影片,特地在明治大學開了個台灣電影課,並且在研究室門上貼了「海角七號」的金屬門牌和阿嘉獨自坐在堤防上看大海的海報。如此一來,不僅學生,連同事們都過來問我:這些是甚麼?

我在明治大學理工學院的綜合文化教室授課,同事當中有人研究美國黑人音樂、沖繩照片歷史、南太平洋文化、中東電影等等。大家本來對世界各地的後殖民文化狀態共同有興趣,當時正討論能否組織一項共同研究並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資金(科研費=KAKENHI)。經過討論,我們的題目決定為「地區文化Creole(克里奧爾=混合)化之比較研究」,經費也成功地批下來了(研究課題21320073)。

就這樣,我開始對影片「海角七號」的背景,即南台灣恆春半島的地理、歷史、民俗文化等,開始做較為詳細的調查,結果學到了許多本來根本不知道也沒有想到的歷史故事。然後,經過八八水災造成的周折,二○○九年底,我終於坐飛機、搭高鐵、租車,抵達了恆春古鎮、阿嘉的家、茂伯的家、友子阿嬤的家、阿嘉抱住了友子的白沙海灘,以及一八七○年代牡丹社事件的舊戰場,還有叫做滿州的排灣族村落。(請參見〈南北紀行〉各篇)



老情人寄來的情書?

填寫科研費申請書的時候,我翻開自己的文件夾,找了找曾經寫過哪些關於台灣的文章。其實,一九九○年代,在香港做自由撰稿人的時候,我寫過不少,而且在當年的《九十年代》月刊上發表的〈『白色恐怖』成了『後現代』?——台灣人的歷史觀〉、〈文化的旋轉木馬——既像日本,又不像日本的台灣文化〉等文章的內容,跟當下的題目也頗相關。

然後,我注意到了:其中一篇的標題竟然是〈老情人寄來的情書〉。文章裡更寫道:看了那些「情書」,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場。一九九五年初寫的文章,談的當然不可能是「海角七號」裡的老信件,而是當時在日本正轟動一時的《台灣萬葉集》中的作品。(至於詳情,請看內文。)

這會是巧合嗎?怎麼相隔十多年,我都為「老情人寄來的情書」而嚎啕?怎麼教我大哭的情書,又都涉及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以及其結束?

曾經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關於台灣的文章,我後來沒有收錄於台灣出版的單行本。主要由於一九九六年,我在香港遇上了保釣反日運動。之前在當地各報刊上,我共有七、八個專欄,然而保釣風波一來,非得全停下了。劃清界線是怎麼回事,我以前只有聽說過,或者在文革電影如「霸王別姬」裡看到過,在那場風波中,卻親身經歷到了。我深深體會:身為日本人用中文寫作,在平常時候是和平的文化活動,但是緊急時刻一到來,就會被看成政治行為的。我的中文寫作生涯,本來就在那風波中要結束。

誰料到,當我在香港正吃閉門羹的時候,雪中送炭一般,來了台灣報紙的稿約。我一輩子要感謝〈人間副刊〉主編楊澤提供的園地。「三少四壯集」還沒寫幾篇,大田出版社就打來電話要訂出書合約。一九九九年問世的《心井‧新井》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爾後的《東京人》(二○○○年)和《櫻花寓言》(二○○一年)收錄了曾在香港發表的文章,但是我故意排除了涉及到台灣的稿件,因為當時我不能確定,台灣讀者對那些文章會有甚麼反應。無論如何,我絕不想再引起筆禍而失去好不容易獲得的台灣讀者,何況他們對日本事物有那麼深厚的興趣。

台灣,我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第一次去的。後來有十年沒有再去,原因寫在〈安靜的咖啡廳〉(一九九三年)一篇裡。關於台灣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充分反映著日本知識分子對台灣長期懷有的印象。然後就是《台灣萬葉集》帶來的嚎啕大哭了。

記得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從加拿大搬去香港的途中,在故鄉東京停留了三個星期。其間買下的那本書,上了飛機以後才有機會翻開。未料,一開始看,我就被極其強烈的感情所襲,顧不了眾目而嚎啕大哭起來了。從某個角度來說那是戰後一代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但是現在回想,恐怕也是重新誤會台灣的開始。



關於《台灣萬葉集》的誤會

《台灣萬葉集》是日治時代末期受了高等教育的一群台灣人,殖民統治結束四十多年以後,用日文表達出來人生感慨的詩歌(和歌)作品,附上了各位作者的簡短傳記以後,由日本集英社結集出版的。我當時把它形容為「老情人寄來的情書」,因為日本人離開台灣這麼多年以後,他們仍然用日文從事著文學創作,用日文傳達自己的心情,似乎意味著「感情還在」。

好比日本是卑鄙的男人,拋棄了台灣這女人以後,裝著甚麼都沒有發生;純情的台灣則被日本拋棄以後,又給國民黨威權統治了四十年,進入晚年才能鬆口氣,拿起筆來寫給老情人的信件裡,縷述了離別以後的遭遇和感受。今天,相隔十多年,再看《台灣萬葉集》,我真慚愧當時的自己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明顯誤讀了
台灣老一輩詩人們的心意。

為光復╲歡欣雀躍之邦╲竟死在冤獄
宿命乎?╲蓬萊之民╲一生更三度國籍
有空襲╲活過來之命╲卻喪在國軍手裡
曾崇敬為皇的老人╲電視上的葬禮╲眼睛濕潤

(這裡引用的均為《台灣萬葉集》編者吳建堂的作品,由引用者翻譯)

這些作品,怎會是寫給原宗主國的情書呢?不會的!作品中充滿的是對台灣人之命運感到的深刻無奈。然而,包括我在內的日本讀者卻專門關注了他們所用的「日文」,根本沒看懂內容。含蓄的台灣詩人們,沒有大聲譴責日本的暴行,但是仔細看他們的作品,找出怨恨之詞語並不困難。例如:

雖不認為日本人拋棄了台灣╲日本國確實拋棄了台灣(吳建堂《孤蓬萬里半世紀》)

老一輩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顯然非常複雜。不過,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他們用日文創作,是從小受了日文教育,一輩子以最善用的日文來表達思想和感情的緣故。這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台灣萬葉集》問世以後,日本有人把台灣詩人們稱做「日本語族」,而這用詞傷害了當事人的感情。他們曾被迫做日本人,後來又被迫做中國人,使用語言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現在又稱為甚麼「族」,實在很不禮貌了。畢竟,命名永遠是權力行為。

《台灣萬葉集》中的作品,跟世界上所有的藝術作品一樣,是作者為自己以及全人類而創作的,並沒有專門針對於日本讀者,更沒有表現對殖民統治的饒恕。當年在飛機上,我嚎啕大哭,因為作為日本人心中對台灣一直感到內疚,希望被饒恕,寧願相信《台灣萬葉集》是曾經傷害的老情人寄來的和解信。但那是多麼自私的心理邏輯!明明知道自己屬於加害的一方,卻期待對方會主動和解。



殖民地責任

一九九六年以後,我開始常去台灣。認識一個台灣朋友,等於讀一本小說。在台灣,每個家庭都跟一部長篇小說一樣,而在眾多的登場人物中,一般都有日本人。這當然不足為奇了,因為曾經半世紀,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人和東西都經常往來的。台灣人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我還是感到驚訝,因為成長在帝國解體以後的日本,生活中沒有台灣。這非對稱性,無疑是殖民統治留下的。

非對稱,也許說得過於好聽,其實就是不平等。宗主國和殖民地是不平等的。但是,帝國解體以後多年,兩者的關係怎麼仍然不對稱呢?我注意到,台灣朋友們的眼光始終在詢問我:為甚麼?但是,他們跟老一輩詩人一樣,特別含蓄,從不開口大聲責問。反之,就是在眼光裡,有那疑問、期待、不安、不放棄。當二十一世紀的年輕台灣人來東京發現這非對稱性的時候,我特別感到過意不去。

我在前面寫《台灣萬葉集》也成了日本人重新誤會台灣的開始。非常遺憾,自從李登輝總統時代起,日本右派開始利用老一輩台灣人的聲音,來免罪過去的殖民統治,甚至美化軍國主義了。現在日本最活躍、影響力也最大的右派政治團體之一竟叫做「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由我看來,是顛倒的殖民主義。

最近,日本有些學者(如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永原陽子教授)提出分開於戰爭責任的殖民地責任。他們的出發點是:殖民統治本身就是罪惡,無論殖民地化(colonization)過程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另外,既然有殖民地責任這回事,原宗主國對舊殖民地的非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過程也該有責任。

台灣老詩人告發日本國拋棄了台灣,應是在指摘:日本沒有負這責任而逃跑了。年輕一代台灣朋友們始終對日本有疑問,也是非殖民地化過程之不妥所致的吧。日本學者提出這樣的概念,因為日本都需要為帝國的過去打上句號,否則我們永遠被帝國的幽靈束縛,動不動就要嚎啕大哭。或者利用原殖民地的苦楚,為自國的罪惡予以赦免。



〈野玫瑰〉給後殖民時代送葬

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至今六十五年了。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的人,很多都過世了。在台灣,非殖民地化過程早完成,殖民地時代成了歷史嗎?似乎沒有。所以出現「海角七號」。日本老師、日語的西洋歌曲等,好像成了台灣本省人共同記憶中的符號。不是沒有正面的因素,不是沒有值得懷念的故事,但是殖民統治必然歪曲人性,永遠傷害居民,而且後來都辜負了大家的期待。這一切,就是魏德聖導演所說的「愛的遺憾」和「恨的遺憾」吧。於是需要送走,也需要悼念,為了治療曾被傷害的心靈。

「海角七號」教我哭,因為它表現出來的愛很宏大,甚至能超越罪惡與饒恕。療傷歌手本來得來自日本,後來阿嘉和彩虹樂隊演唱的歌曲治療了人們(包括我這個日本人)心靈上的創傷。跟著,那日語版〈野玫瑰〉的大合唱,簡直就是台灣後殖民時代的葬禮。

十多年以前寫的文章,有些地方,我自己都已經不能同意了。仍然決定放在這本書的第二部裡,原因有二。首先,我想跟讀者分享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其次,別人把老文章拿到網路上公開,使我覺得,不如由自己重新發表全文以示作者的責任。

這本書是我相隔十多年嚎啕了兩次的結果。我哭了,因為我對日本過去的殖民統治感到內疚,希望被饒恕。我哭了,因為「海角七號」告訴我:愛是宏大的,可以超越罪惡和饒恕。尤其令人難忘的是,阿嘉戴上勇士之珠,引用著台灣原住民的傳說,通過彩虹去見祖靈了。我同意,跟自己的歷史和解,對誰來說都是達到心靈安寧的唯一途徑。(二○一○年八月二十日,寫於東京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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