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於汪洋──《獨帆之聲》推薦序 - 讀家書評 - 誠品站 Eslit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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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3

悲欣於汪洋──《獨帆之聲》推薦序

悲欣於汪洋──《獨帆之聲》推薦序

  字和人、吊索和纜索,全都置身壓力之下。
有些斷了、碎了、被丟棄了。
其它的則留存下來——那些值得留在手邊使用。
——羅伯特・麥克法倫,《故道》,頁一三九~一四〇

 
 
  這裡說的,是一則就時間與空間上來說,都極其遙遠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也就是將近五十年前,這本書繁體中文版的大部分讀者尚未誕生之際——一艘孤伶伶飄蕩著的三體帆船,被航經身旁的巨型郵輪發現,船長鳴響巨大的汽笛,足以驚醒任何沉睡的生物,但小船上無人回應,它以兩節的速度,在水面上逕自載浮載沉,大船決定派出小艇前去查看,它發出的電報指出迷航帆船的座標位置:北緯三十三度十一分、西經四十度二十八分。多年後的此刻,我打開筆記型電腦瀏覽器,叫出Google Maps,輸入座標數字,紅色大頭針釘在一片藍色裡,我縮小、縮小再縮小,終至在十三吋對角線的螢幕裡看清楚它的相關所在,那是大抵在北大西洋的正中央,距離北美洲、非洲與歐洲都差不多遠的地方,書上說這裡距離小船出發的地方英國約一千八百哩,距離它出發的時間,則已是八個多月後了。

  一九七〇年,《獨帆之聲》於英國出版,兩位劍橋大學畢業的新聞記者,依據小船上遺留的航海日誌以及對相關當事人等的訪談,寫下這本耐人尋味的書,他們嘗試回答帆船主人唐諾・克羅赫斯特的去向與下落,一方面從海事地圖上重建出這艘孤帆的軌跡,一方面則從主人留下的日誌書寫,描摹出一位孤獨操帆者的心靈圖景。讀者慢慢地在閱讀的中途開始參與了密謀的建構,原來,唐諾始終沒有如大家所預期——或甚至如自己所預期地——參與了全程的「金球盃不靠岸單人環球航行賽」,他從無線電與支離破碎的船舶配備,明白自己無法穿越南太平洋的「咆哮四十度」,趕上他的競爭對手,於是他意圖在南大西洋就近漂流,待得時間迫近,便揚帆北上,作弊得勝。這期間他得竭盡才智,透過無線電的回報,讓英國的經紀人猜測他環繞地球的相關位置,點滴拼湊出一個靠譜的故事;還得小心翼翼不讓航道上的大船撞見,以防騙局被拆穿。但這個一開始自信勃勃的虛與委蛇故事,卻在茫然無邊際的大海裡航向了另一個結局,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罪與罰》中的殺人青年一樣:當他開始與法律展開貓捉老鼠的周旋之際,他發現自己良心的項圈,已牢牢地束緊在他的脖子上。

  我從eBay的網站上找到一本一九七〇年版《獨帆之聲》,書名在書封的上部,佔據了一半的版面,用的是一種那個年代常見的黑體字型,英文字母的頂或尾端有削尖的修飾,柔化了黑體的古板氣息,我是在學生之音的黑膠唱片封套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字型,連帶地,也將「桑尼與雪兒」(Sonny & Cher)那樣的音樂旋律,想像在這個故事的背景裡。書封的下半,是這艘孤帆「廷茅斯電子號」的照片,那是一幅由居高臨下角度拍攝的側影,我注意到書中描述一開頭發現它的文字:「只升起了後帆」,和圖像中的主角一模一樣,猜測應該就是當時發現它的大船水手們所攝,它的前帆收攏著,帆繩結實地紮緊著,也確實透露著一種懸疑:失蹤的帆船手顯然不是被狂暴的風浪所捲走,而是被另一個命運給帶離了。相對地,為了因應《獨帆之聲》被改編成電影而出版的二〇一六年版本,則是非常當代的傳記書取向設計,整個封面是一張泛黃的唐諾・克羅赫斯特屹立於船首桅杆的照片,他頂上毛髮稀疏,微微發福的身材裝在Parka連帽式外套裡,透露他並非一位專業的水手,這確實也呼應了故事的主線。這幾年我確實非常喜歡這樣的小開本企鵝文庫大小的傳記,它柔軟卻又帶點韌性的封面在你撐開手指讀它的內頁時,隱隱與你抵抗著。

  《獨帆之聲》當然是一齣悲劇,唐諾・克羅赫斯特和我們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的一位標準型的小人物,他時而是「愛泡酒吧的吹牛大王」,有時也是「孤獨而專注的研究員」,他既是「軍官食堂中的靈魂人物」,也是「小鎮上志不得伸的知識分子」,但他因緣際會地捲入了一樁時代的事件,躋身媒體名流,走進了群眾的心理亢奮點,不對稱地承受了龐然壓力,終而招致命運的反噬,這個道德教誨簡單易得,讀者可自行咀嚼,於此不必多言。

  值得多提一點的是《獨帆之聲》的寫作,兩位作者撰寫此書之時皆為初生之犢,他們都因是那場帆船賽的主辦方《週日泰晤士報》之記者,而捲入了這樁事件。藉由各種資料的考證、推敲、研究,他們不僅要重建事件的因果結構,還要揣度當事人的心靈狀態,而作出推論時,除了事事皆得要以掌握到的實體證據為本之外,尚且得保有好幾分悲天憫人的情懷,因為「敘事的真實」畢竟仍不等於「事實的真實」,情節的縫隙與裂脫都可能存在,敘事者應多般想像、推敲行動者的意圖,因而便有了文學性,這種徘徊於報導(植基於事實)與文學(虛構以彰顯情懷)之間的寫作類型,後來成為西方新聞學「調查報導」的重要實作技術,兩位作者尼可拉斯・托馬林與羅恩・霍爾藉著《獨帆之聲》開啟了他們事業的頭角,並分別成為行業裡的顯赫之士。

  托馬林的父親是一位共產黨詩人,參與過西班牙內戰,自幼承襲這般波希米亞、博學多聞的家風,托馬林在劍橋三一學院期間便出任學生會的主席,並擔任著名研究生雜誌《格蘭塔》(Granta,一八八九年創刊,迄今仍聲勢鼎旺)的主編,一九五五年他與同為才女的克萊爾・托馬林(Claire Tomalin)結婚,生下三女二男,但卻為彼此頻繁的外遇而飽受身心折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爆發贖罪日戰爭,一枚來自敘利亞的飛彈於戈蘭高地進行採訪的托馬林身旁炸開,這位文采卓然的四十二歲記者因此身亡,但他撰寫的一系列戰地調查報導被視為是「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代表作,二〇〇五年,英國新聞界刊物《報業公報》(Press Gazette) 選出「當代四十位新聞記者」,托馬林列名第三十五。

  霍爾一直活到七十九歲(二〇一四年)才過世,他在劍橋學的是數學與統計,因此他是為了「精準」這個內在精神特質而進入新聞行業,一九六二年,他受《週日泰晤士報》總編輯邀請加入報社,負責創立日後聲譽卓著的調查報導專屬單位「洞見」(Insight),在他與後幾任主管的經營下,「洞見」成為調查報導的全球旗艦機構,影響了當代所有的報紙,包括美國本土的《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與揭露水門案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對他來說,新聞寫作首重真實,其次才是寫作風格,但當他一旦坐上編輯台,卻又化身為渾然天成的風格者,在他出任《週日泰晤士報雜誌》的總編輯後,原本有望直取《週日泰晤士報》總座,無奈澳洲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買下《泰晤士報》集團,霍爾在一次對新老闆的抗命中被解職。雖然生命的最後十年都在與帕金森氏症搏鬥,但他備受倫敦新聞圈推崇,許多受他提攜過的後進之士,總愛訴說霍爾板著臉、吐著大口煙斗的核稿時光,每當一班年輕記者興奮地提報不嚴謹的故事,他的一句「狗屎!」,便有如醍醐灌頂。

  托馬林與霍爾都成長於英國反文化運動鼎盛的六〇年代,在那個世代裡,青年人以一種「我想即我說亦即我所做」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訴求,在各個領域挑戰著道貌岸然卻陽奉陰違的成人工商社會,強調「浸泡於事件中」、「文學比新聞更真實」的新新聞式調查報導寫作,其實與披頭四和滾石搖滾樂團的音樂一樣,都揭櫫著創作者的主體性,與十八世紀末歐洲的浪漫主義精神遙相呼應,托馬林的妻子克萊爾後來成為著作等身的傳記文學作家,以狄更斯、哈代、珍・奧斯丁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亦即《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之母,被視為英國女權運動先驅)的傳記開創了英國閱讀社群的新風潮,這些私人世界的點滴,說明了他/她們那一世代於自身的生命世界以及外在的創作世界中,某種顛沛流離但卻鬥志昂然的追索歷程,既是多麽地幻滅滄桑,卻又無比的深刻迷人。

  而我也是這般確切地推理著:托馬林與霍爾在追索著他們生命意義的時刻,陰錯陽差地,進入了唐諾・克羅赫斯特以及廷茅斯電子號的故事,我也相信,身為英國人,他們對於一艘小型風帆飄蕩於滄茫大海的故事,內心世界便難以擁有任何抗拒力。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大撤退行動中,英國政府徵召了八百五十艘各類民用船隻,在九天內將三十三萬八千名士官兵由歐陸運回本島,史家著眼於首相邱吉爾的果敢和勇氣,但我更注意的則是英倫三島孤懸於歐陸邊陲,於北海和大西洋風雨浪濤中所歷史化了的海洋民族情感與智慧,沒有這些常民的海洋技藝,從物理上看來柔弱的孤帆扁舟,怎能完成這麼巨大的任務?

  面對海洋,人只能深覺羸弱且渺小,置身於海洋,人才真正領略孤獨,而且是時間與空間上都徹底荒遠的孤獨。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故事主角當然是「老人」,但唯有讀者真地老了,才知道真正的故事重心在「海」:「老人總想著她是女性的。她可以給人很大的恩惠,也可以不給;假使她做出野蠻惡毒的事情,那是由於她無法控制著自己;月亮影響她,就如月亮影響女人一樣。」操縱著帆船的人都知道,透過船帆與舵柄,你不是取得海洋的協助,而是你得到了理解她的徑路,即使最平靜的海面,都有著最遠盪、最深邃的翻騰,也許,在日復一日的孤獨和與海的相看裡,業餘水手唐諾・克羅赫斯特明白了人世的欺罔終得有清澄之必要,像老水手一樣,他沒有繫上船後索便往後游去,隱沒在蔚藍色的洋流中。

  我是把《獨帆之聲》當成海洋調查報導文學來讀的,那聲音、那光、那氣息,跟著半世紀前的海流而來,且又泊泊流向下個人煙鼎沸的海灣或港口。海洋文學總是清洗著黑暗之心,台灣這座海洋之島,值得從一本遠道而來的書中,汲取一些身心的勇氣——從小人物到報導者、從妻子到被解雇者、從背海的人到向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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