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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3

歷史考證與偵探辦案

歷史考證與偵探辦案

文/詹宏志

  好的史學家必須是好的偵探,因為他必須窮理如斷案,且讓我先引一段胡適之先生的話:「歷史的考據是用證據來考定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用證據考定事實的有無、真偽、是非,與偵探訪案、法官斷獄,責任的嚴重相同,方法的嚴謹也應該相同。」(〈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收入遠流版《胡適之作品集》第十五冊頁一七三。)

  但好的偵探是不是好的史學家?在大部分的時候當然看起來不太像,至多他們只是個「專門史」的專家(譬如福爾摩斯是個犯罪史的專家),但也有例外,今天要介紹的《時間的女兒》(The Daughter of Time, 1951)是推理小說史上的一個異數,小說中的主人翁蘇格蘭警場警探亞倫‧葛蘭特(Alan Grant),就以他偵探訪案的鍥而不捨,破解了英國歷史上的一樁大公案,成了一場史學考證(以及偵探辦案)的示範演出。

  偵探辦案與歷史考證,的確有許多相像的地方。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在他未完成的名作《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Graft, 1953)的書尾就說:「在歷史研究裏,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偵探緝兇的工作當然也就是布洛克所說的「其他地方」,我們也不能事先設定兇手、經過和動機,偵探也必須劍及履及到處「去尋找」。

  偵探尋找事實真相的方法,「活的證據」或「死的證據」,口供或目證,指紋或血型,彈道或傷痕,無一不是偵探用來相互比對,逐條推敲的對象。歷史學尋找原因的方法何嘗不是?書面記錄、遺老口述、地下文物,無一不是用來相互參證、校讎勘誤的手段。胡適認為古代中國知識份子是從偵探方法上學到了史學考證的方法,因為當時科舉制度下進士登第之後,多半先分發到各縣去做主簿縣尉,從事的就是判斷獄訟的工作。考據學發展之初,實驗科學尚未發達,文人聽訟折獄的經驗是養成考證方法最好的訓練。中國古代考證學者常用的名詞,如「證據」、「左證」、「左驗」、「勘驗」、「推勘」、「比勘」、「質證」、「斷案」、「案驗」,無一不是刑名訟獄的司法名詞,考證史學家與福爾摩斯本屬同一種特殊行業,由此又得一「左證」,不是嗎?

  正是因為史學考證與偵探辦案的微妙相關性,推理小說史上就有一部奇妙的作品,巧妙地把兩件事結合在一起。這部作品就是英國女推理小說家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 1896-1952)登峰造極之作《時間的女兒》,也是迄今歷史推理小說難以逾越的高峰。約瑟芬‧鐵伊不僅利用了真實歷史材料做為推理小說的題材,更利用了推理小說做了一件「學術論文」該做的事,她蒐集考證資料,完美地「推翻」了一個眾人熟知的歷史知識。

塔中王子與邪惡叔叔

  約瑟芬‧鐵伊推翻了什麼歷史知識?那就是每個英國小孩都在教科書上讀到的理查三世(Richard Ⅲ, 1452-1485)「殺侄篡位」的故事。理查三世是愛德華四世的弟弟,愛德華四世死後,王位本應由他的兒子繼承,但史上記載理查三世把哥哥的兩個小孩幽禁在倫敦塔中,並殘酷地謀害了兩位王子,篡奪了王位。這惡血淋淋的宮廷鬥爭故事,加上陰森森的倫敦塔實景,使這個歷史故事成為英國小孩的夢魘,也使理查三世成為邪惡、殘忍的代名詞。但推理小說家約瑟芬‧鐵伊透過偵探之口,石破天驚地說,兩位天真無邪的小王子不是理查三世殺的,理查三世是被誣陷的人;理查三世是個可憐的人,而不是可怕的人,是一位「被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查出誰是兇手,誰是冤枉,當然是偵探的工作,但偵探「正事」不做,跑去辦起五百年前的謀殺案到底是為了什麼?

  原因是我們的大偵探緝盜追兇受了傷,躺在醫院裏病床上百般無聊,女友送一些畫像卡片給他消遣(大偵探愛看人像,這是他的職業病還是他的技能訓練?),一張憂愁的臉引發了他的興趣,不料這張畫像畫的竟是公認史上最邪惡的兇手理查三世,大偵探葛蘭特對自己的「失眼」感到吃驚,他一向以觀察力自豪,這一次怎麼會這麼離譜?錯把兇手看成了受害人?

  大偵探不是歷史學者,但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偵探,他有一套了解真相的方法,他詢問(他問來查房的醫生該畫像人物的身體狀況)、他閱讀、他推想,一路苦苦追索,和許多偵探小說的案情一樣,真相有時和原來大家的了解相去甚遠,這件歷史事實的真相也和一般人的常識印象極不一樣,經過多日「病床」上的辦案,葛蘭特以他偵探對犯罪形成的了解,「發現」了另一個歷史重建的架構;他發現,理查三世的確是位冤枉的嫌犯,真兇另有其人,扭曲歷史事實的幫兇也確有其人(一位在歷史上享有崇高道德形象的人物),犯罪背後總是隱藏著另外的理由……基於推理小說迷的傳統美德,我在這裏不能透露結局,免得壞了你閱讀的樂趣;但我應該指出,布洛克說歷史是找出詐欺者與詐欺理由的學科,在這個故事裏讓我們體會良深。

  推理小說做了歷史論文該做的事,對小說而言當然是一種「奇趣」(curiosity),但對歷史論文而言卻不能免於「專業警探被業餘偵探比下去」的尷尬。好在推理小說家十分厚道,在小說中安排了一位年輕的美國研究者,向葛蘭特解釋過去三百年五十年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績,史學界本來也幾乎破了案,只是方法與葛蘭特大相逕庭而已。小說家自知撈過了界,在小說中讓史學界保留了面子,也算是美事一樁。

  聰明博學的小說家,巧妙地結合了歷史知識和推理寫作,創造了一個「以虛破實」的神來之筆,這種機緣或許是可一不可再的。我們除了讚嘆小說之奇之巧,恐怕是不能奢望「再來一個」;小說家也有自知之明,她利用研究者之口細數了歷年來的學術發現,其實就是自承「來歷」(她的小說突破也正是利用了前人努力)。小說命名《時間的女兒》,用的是西諺的典故:「真相是時間的女兒。」(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時間將一步步揭開真相,「時間」何所指?指的就是世世代代接續的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