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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24

從債的歷史到佔領華爾街

從債的歷史到佔領華爾街

文/張鐵志(《號外》雜誌主筆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二○一一年三月,阿拉伯之春仍然炙熱,尚未褪色。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接到加拿大雜誌《Adbuster》邀稿,請他討論在歐洲和美國發生革命運動的可能性。

  同年七月,他出版新書《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他一定沒想到,幾個月後,就出現了他所等待的革命,而且是驗證他所談的債的歷史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是這個運動關鍵的參與者: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個運動最早就是《Adbuster》發起的)

  「從他的積極行動和著作來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說。或者說,由於這本談論「債的歷史」的書和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角色,格雷伯無疑成為這個時代又一個左翼學術明星。

  但他自己最愛的身分可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他自稱,從十六歲開始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八○年代和九○年代時,他想要參與左翼運動,但主流的團體對他來說都太過於階層化,讓人窒息。但是從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開始,出現一個「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他反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標籤,認為他們其實是「反新自由主義」──一個他夢想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出現了。此後,他一方面以紐約為基地積極參與直接行動的對抗,另方面在學術上則著力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曾著有《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

  但這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者身分卻帶給他坎坷的學術生涯的。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任教,但是二○○五年卻沒有被續聘;後來聘期延長兩年,仍沒法拿到終身職。在這期間,他在美國申請了十幾間學校,都沒有結果,即使人類學界許多人認為他是非常優秀的學者。他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他的激進政治 。二○○八年他才受聘於倫敦大學Goldsmith學院,今年轉入倫敦政經學院。

  後金融危機中的二○一一年成為他的巨大轉捩點。七月出版的《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受到很大迴響,接下來幾個月,他意外踏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籌備:這個運動一方面體現了他對債的反抗政治的歷史分析,另方面也是實現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組織原則的理想。這個運動衝擊了世界。

  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他就說,歷史上大部分的革命、反抗和動亂在某程度上都是和債務有關,從創造希臘民主的騷亂到美國革命,或其他任何反殖民抗爭。」但是要聚集債務人成為一個運動是很困難的,因為負債在本質上就是孤立的,且其所引起的不安和屈辱敢更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但是佔領華爾街卻成為這樣一個「債務人」或者「債務世代」的運動。

  格雷伯和他的同志們創造席捲全球的新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 ,而他認為,「這個口號是要提出美國自經濟大蕭條之後沒人做過的事:讓階級力量成為政治議題。」

  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美國出現了階級力量本質的變化,而這又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過去,這個過程都被視為一個抽象的過程,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讓人們認清這個體系就是一個榨取債務的巨大機器。「金融化真正的意義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他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對他對美國債務的理論應用到他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分析上。

  因此,百分之一的人就是債主:是那些能把他們的財富轉變為政治影響力,然後再把政治影響轉化成財富的人。大部分的佔領者或多或少都是美國債務體系的受害者。目前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都背負某種形式的債務,而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被收債者者討債。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努力念書,卻發現畢業後沒有工作,沒有未來,只是滿身債務。

  雖然許多人批評佔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具體訴求,但格雷伯認為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應該是關於改變政策。「佔領的力量在於讓體制去正當化:訴求許多美國人的共同感覺,亦即我們的政治階級是如此腐化以致於其無法處理一般公民面對的問題,更何況處理世界問題。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只能是一切從頭來過。」

  所以佔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這個我們面對的不公平的經濟體制,也是要改造我們的民主。這個運動結束了,體制似乎被撼動有限,但格雷伯在《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樂觀地認為,一旦人們的政治視野與想像被打開了,改變就會不斷下去。

  我們也這麼相信,起碼新一波年輕人的反抗運動──同樣是要求社會正義並同樣不信任眼前的民主體制──正在我們這個島嶼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