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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9

行行日已遠

行行日已遠

文 / 吳佳璇

  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舒緩這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2010)

  2008年,年屆不惑的我做了一個令多數人不解的決定:離開台北,改以台東榮民醫院為基地,承接台東縣境內司法精神鑑定,四家監獄精神醫療業務,以及榮民之家與國高中校園輔導等工作。 

  我和醫院只簽了六個月的合約,好友兼直屬老闆知遠還口頭說但書:「不必拘泥於時間。」換言之,無論實質或心態,我都是過客──一個懷抱著文學夢當起「浪人醫師」的過客。

  「文化衝擊」一視同仁,並不會放過像我這樣的過客,但被醫療專業不斷強化的謹慎性格卻告訴我,涉及邊陲人事物的東台灣行腳,不該輕率形諸文字。只能將那股想說與人聽的衝動,在陪伴母親做化療的空檔,或同行好友聚會的場合,與剛動過胰臟癌手術的母親等身邊親近之人分享。

  半年後,我決定繼續台東/台北、看病/陪病,隔週「交互蹲跳」的生活。不久,因台東縣政府衛生局請求支援,醫院加派一項新任務,我開始與各鄉鎮衛生所護士合作,機動訪視病情不穩或未妥善治療的精神病患,並評估不便送醫的「疑似」個案。隔年,綠島、蘭嶼兩地先後「升級」為定期訪視,納入健保局為改善山地離島醫療已行之有年的IDS計畫。

  我因全縣趴趴走的任務,來到一個又一個病人與家屬生活的「現場」,經歷行醫十三年不曾有過的震動,竟一時不知如何言說。

  時間拉回1999年9月23日清晨。我依電視臺跑馬燈招募志願赴災區醫護人員指示,前往松山軍用機場報到。幾經周折,數百名本質近似「烏合之眾」的熱血醫護,終於全數搭上兩架C130運輸機;經清泉崗基地換乘直升機、軍用卡車,以及民間協力提供的各類運輸工具分赴災區。

  見山河變色、家園殘破,一路無語,滿腔熱血卻無法平息。我在夜間抓起筆,飛快記下日間見聞,一個個令人心動又心痛的故事,陸續見諸報端。隔年,這些災難復原初期與後續親身參與的文字記錄,集結成《九二一之後》(2000),我也以一位年輕精神科醫師的九二一經驗,忝就「醫師作家」之列。

  付梓前,因驚覺身兼醫者的焦慮,我在後記絮絮叨叨。一會兒提醒讀者留意,這個菜鳥主治醫師的所作所為,不足以代表災後一年心理重建工作的全貌;一會兒又懺悔自己因握有精神科醫師專業權秉,盜取了心靈奧祕;最狼狽的是,既如此為難終究出版又為哪番,通篇沒給個交代!

  十二年後,且讓我以美國文壇最重要的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4)書中引述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話語回答。吳爾芙以為,觀看震撼力強大的照片(文字),「不可能不把富有善心的人團結起來」。

  我確曾如此期許自己的文章(難怪沒膽寫出來)。

  2010年初夏,東部行腳第三年。我決定收錄八篇以台東綠島為醫療現場的文字到《浪人醫生日記》,一本集結四十篇雜文,寫作時間橫跨二十年的小輯子。

  心裡的石頭都搬開了?

  誠實地搖搖頭。我刻意以清淡、幽默的筆觸,以及盡可能不挑動階級、城鄉、甚至族群敏感神經的策略說出這些故事,以回應眾好友出書期待(與自己說故事願望)。

  避重就輕。因為無法平衡醫學專業與私人情感,以至於我回答不了:為何監獄與精神病房之間彷彿有扇旋轉門,犯人/病人轉來轉去?為何擁有無敵海景的美麗漁村一片破敗蕭索,屋腳還擺滿空酒瓶?為何僻靜山村農舍旁,會有間外觀如倉庫的小屋鎖著一個赤身裸體的年輕男子,據說其語言能力因如獸般囚禁十數載而喪失……

  面對這些苦難,即使心生同情,是否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質疑,依舊消費了他人的痛苦? 為了避免揭露太多內心糾葛,我不怎麼高明地偽裝成歷史學家,以「內行局外人」(inside outsider)的觀點,說這些見過的人與事。

  《浪人醫生日記》的新書發表會後,好友兼老闆知遠又與我聊起,玉里榮民醫院內一群長年住院的金門病友的返鄉故事。

  「金門人怎麼會流落到玉里?」

  「(病人)多半是在戒嚴時期輾轉送來。那時金門沒有阿瑾,我也還沒到玉里。」知遠與金門第一位精神科醫師吳阿瑾年齡相仿,入行於「精神衛生法」頒布(1991)前。

  當下,我心底同時浮現十幾年前,台灣,不,當時還稱作「『中華』精神醫學會」會員大會上的一段插曲。

  我不但聽說過他,還親眼目睹上世紀末,他在會議尾聲的臨時動議起身疾呼:「重視離島精神醫療。」

  聲音如此微弱,行徑近乎「突兀」,無視當年激辯是否更名/正名為「台灣精神醫學會」的政治氛圍。初入「太廟」的我不禁偷偷打聽:「這個人是誰?」

  「吳阿瑾。」回答的學長補了一句:「金門唯一的精神科醫師。」

  「聽說金門的精神醫療,是吳醫師一步一腳印發展起來。」我拉回現實。

  「話是不錯,有日間病房和急性病房做後盾,金門確實漸漸『做』起來。不過,總有(病)人回不去了!」知遠提醒。

  不同於換過心、肝、腎,或是兩天洗一次腎(血液透析)等病友團體大陣仗出遊,以宣示生活主控權(mastering of life)仍操之在我;這一群「少小離家老大回」的精神病友跨海找回的,應是橫被疾病撕裂的生命軌跡與親情。知遠說,回過家的病友身上,都能感受到「終於完成」的放下。

  「這樣的故事應該被人說出來。」我提出請求。

  2011年,為了再現病友們離鄉、返鄉始末,我在金門、玉里兩地來來回回。

  心繫金門故事的我依舊定期前往蘭嶼、綠島。除了天威難測,我越來越能優遊於離島工作,體會兩地的不同風情(與不便)。

  「為何捨近求遠,不把蘭嶼和綠島的故事寫出來?」某日,飛往蘭嶼的飛機因機械因素半途折回,我在台東機場認命地等候,吳阿瑾醫師當年疾呼「重視離島精神醫療」的身影竟不期然浮現。

  該從什麼樣的角度、採取何種策略去述說這群相對於台灣本島、漢人、以及正常人而言,被「三重邊緣化」的人們周遭發生的故事?我想起蔡友月博士,她為了回答近年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源由,以及他們如何詮釋與對待被精神醫學診斷為「不正常的人」,曾進行過扎根式民族誌研究。她以為,達悟族部落「精神健康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需要抗拒現代精神醫學,而在於如何從蘭嶼當地的社會、文化以及歷史脈絡,來恰當定位現代精神醫學的角色與作用,並進行適當的修正」。

  或因友月與我都曾受教於哈佛大學Byron Good教授──一位長年於不同地區致力精神疾病研究的人類學家,也都相信並期待現代精神醫學與社會科學應該彼此對話,進而共同合作,對受苦者發揮有益的作用。我決心克服過去怕破壞隱私,怕島嶼邊緣的失落、焦慮、憂鬱與妄想等痛苦,被輕率歸因於個人、家庭,甚或某些社群的道德(moral)脆弱等顧慮,從一個離島精神醫療提供者(provider)的觀點,見證「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這塊惡地結出的苦果,以及現代醫學走出巍然的機構,進入使用者(user)生活現場的左支右絀。

  於是,我又花了一年的時間,一邊整理金門故事,一邊搜索記憶,重組蘭嶼、綠島與台東部分病友的故事,同長住玉里的金門病友們,一起組成《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浪人醫師飛向醫療現場的生命故事》眾生相。 

  付梓前夕,我戒慎恐懼,期盼自己,還有讀者因閱讀這本「再現」他人受苦而起的同情共感,不會如桑塔格所言,只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將因不形諸行動而凋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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