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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6

在艱難時代,人人都該訴求「活得好」的基本人權:專訪胡晴舫

在艱難時代,人人都該訴求「活得好」的基本人權:專訪胡晴舫

  二十世紀末葉,人類文明邁向新高峰:科技發展、資訊疆界融解、極權垮台、平均壽命提高、饑荒解決…曾經,人類想望著二十一世紀是個美好而夢幻的世代,集體生活的真善美觸手可及。

  但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繁榮穩固的世界逐漸瓦解,變化快得來不及反應過來:金融海嘯、地球暖化、核能危機、青年失業潮席捲全球。人們不滿的怒吼隨著網絡傳播,化為泡沫的資產重挫經濟體制。本以為美好的年代,為何成為一個焦慮的年代?

  作為一個在全球化世代流動的旅人,胡晴舫以犀利之筆刻劃文化衝撞與鮮明世態,在她的文學創作當中,她時而抽去事物名目探其本質,時而觀察人間劇場的喜怒哀樂,在後現代世界當個興致盎然的觀察者。

  但從《我這一代人》開始,她更為入世地關注時代變動,在不斷移動的生活當中觀照自身所處位置,寫下了這一代台灣人的心路歷程。在新書《第三人》當中,她更為關注地談論當代人所熱切的議題、責任、追求的自由等種種公民倫理課題,在輿論眾聲當中做一名別有觀點的「第三人」

  在焦慮的年代面對全新的生活處境,所有人都應當用新的思維,在已然改變的社會中生存。誠品站專訪胡晴舫,追尋一名思想者的文字思索歷程。


誠品站:您在《第三人》當中的思索,似乎是承襲著《我這一代人》而來的。與您其他文學性較強的作品不同,您是怎麼看待這本作品的?

胡晴舫:我是唸文學與戲劇出身,文學是我理解社會的方法。但等到進入社會中,發現社會並不簡單,文學便成為我的武器了。

  我在書寫《我這一代人》時,把自己當作成是一個普通人,觀察著世界的變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所有人身上。我嘗試釐清蒸餾出這個時代當中發生的事情,在你我之間找出共同點。

  我常覺得自己是名寫字的工匠,因為深愛寫作,一有機會就寫,能夠發表就很開心,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都給了我發表的空間,不知不覺間也寫了十二年。因為工作和生活的緣故,讓我有機會能夠看見世界上不同的生活方式,益發覺得台灣像個封閉的堡壘,沒有進步。

  我覺得臺灣目前主流聲音常被更細瑣的議題給牽制。我認為這個社會不怕面對問題,但怕處理錯問題;我們共同要面對的是更為艱難的決定,而非浪費口舌力氣在枝微末節的事情上。

  我認為,人人都是第三人,個體在正常社會當中是很孤獨的。在兩次大戰後,班雅明、卡夫卡與卡謬告訴我們,生命和文明可以不見,每個人都是可有可無的,沒有人可以證明你的存在。我一直知道自己的邊緣性,但即使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第三人,都能用思考證明自己的存在,無論獲得認同與否,都可表達發言的權力。

  我發出這些聲音,或許像唐吉軻德一樣,帶著單薄的武器出發要攻打風車,即使這是幻想,外人看來可笑,但我不在乎。我的聲音雖然微弱,但還是有種提醒的作用:我知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樣。


誠品站:既然身為一名「第三人」,讓您急於書寫論述的原因為何呢?

胡晴舫:過去我認為具有論述性格的文章,並不是我該書寫的。我本來在文學的園子裡晃蕩,認為時事政治等大議題,早有他人去關注;但看著世界經歷時代動盪,台灣卻受困於小圈子裡的思維,面對生養我的臺灣,身為一個讀書人,怎麼能夠不思索時代,沒有社會責任?

  我原先設想的標題是「世界已然改變」,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世代裡,我們所關注的食物安全、環保、世代正義等議題,已經跨越出島嶼範圍,成為普世議題,這點臺灣無法自外於世界。當我們用二十年光陰在政治與歷史上確認自己的身分後,要勇敢面對世界,因為問題已經不再是關起門來就能解決的了。

  我的生活中經歷過許多次搬遷與移動,讓我越來越嚮往身無長物的生活。當欲望減少了,便開始思考:作為一個人,生活中究竟需要什麼,才叫做活得好?人真的很渺小,再偉大的人都難逃一死,但是世界並不會崩毀,年輕人一代代出生,即使這一代失落了,還有下一代,不能放著不管。

  我是一個最為個人主義的人,當我能夠把自己活得好時,也能追求世界的美好。我想訴求一個想活得好的人的基本人權,爭取更多個人的自由。

誠品站:您的觀點總是別具姿態,甚顯特立獨行;您是如何琢磨出自己的觀點的?

胡晴舫:我用文字闡述思考,用一種固執逼自己要寫到最好。我在思考時,沒有試圖要圓滑,不考慮人情世故,也不和他人確認,在純粹孤獨的狀態下寫出;本以為自己在磨著自己的小象牙,不意間卻磨成了刀。或許這些文字,是孤獨思索下的獨白,有種無所顧忌的心情吧。

  時論會褪色,我期待自己在思考時能往思想者的角度來發展;即使從時事切入,也想談整個時代脈絡,避免因當下人世紛爭而亂了焦點。我明白人在情境下會做一些抉擇,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文學教了我寬厚,學會理解。

  我不想寫那種「各打兩大板、你我都有錯」的文章,我想直指問題表述意見,不怕攻擊。但我需要有法律上的合理懷疑,若從大格局看待事物時,就能給個體一點空間,成為對大家的提醒。


誠品站:您在書寫論述時,語句依然講究,這是否是作為文學創作者的自我要求使然?

胡晴舫:的確,我對於美麗漂亮的句子有種執迷,常常在寫出漂亮句子後急忙摧毀它,沒有邏輯性,再漂亮也是不能存在的。(笑)

  但我認為思想者往往也是講究文采的人,我們所喜愛的思想哲學家如李維史陀、羅蘭巴特、薩伊德等人,他們也能用漂亮的文字嚴謹的思考。

  其實過去寫作的人就是思考的人,並沒有「作家」「小說家」「散文家」之類的分野,作品也只有好與壞的差別,不應該存在創作者分類問題。身為創作者應該是很自由的。


誠品站:您在書中以思想發聲,您的思想立論基礎為何呢?

胡晴舫:我喜歡十九世紀那種不分學科、舊歐式的人文訓練,自己也是文學哲學歷史科學等書籍都碰觸亂讀的人,加上自己的生活經歷,或可以稱是一名「世界主義」者吧!

  世界主義到了二十世紀末,演變成了全球化主義,但「全球化」這個詞彙各地解釋不同,台灣容易將其窄化為經濟活動,只談資本主義。面對市場,我討厭掠奪式的帝國主義,但我相信文化交流、平等開放、自由競爭等素質,追求且捍衛跨越種族、語言的人類所共有的普世價值。

  但是全球化的負面價值讓各地焦慮害怕,本能地想抵禦防備,讓基本教義派出頭,極端主義也興起。在這種態勢之下,未來世界要如何共生共存,將是最大的挑戰,但在此之前我們要有看待世界的方法。

  安蘭德用小說與論述來表達對於理性的信仰,但是人類並不全然這麼理性。人性被生存本能所驅動,這是社會進步來源,但也因此會踐踏弱者與非我族類者。我在日本震災後看到了文明的光輝,人類可以修煉理性,不被求生本能所淹沒,願意自我規範,降低自毀的可能。

  「道德不是習慣,而是不放棄省思的堅持。」在新的時代,在每日面目不同的道德之前,我們都要作為第三人,思考自身的位置與態度。



【簡介】

胡晴舫

台灣台北生,台大外文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1999年移居香港,著有《城市的憂鬱》、《旅人》、《我這一代人》等書,固定專欄發表於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2010年起,旅居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