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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0

終將與自己相逢

終將與自己相逢

文 / 張娟芬

  在鄭鴻生追憶七○年代左翼學運的作品《青春之歌》裡,錢永祥回顧了當年學運青年的困惑。他們在兩者之間擺盪,一邊是勇敢奮進的,戰士型的唐吉訶德,一邊是懷疑深思的,學者型的哈姆雷特。於是錢永祥問道:如果哈姆雷特想當唐吉訶德呢?

  我想那不是「如果」,而是「當然」。作為一個哈姆雷特,只要你的思索是誠懇的,關懷是真心的,你不可能沒有一點點唐吉訶德。總是會有那麼一個點,令哈姆雷特再也坐不住,終於投筆從戎,飛蛾撲火。

  那個點,通常就叫做:青春。

  《姊妹戲牆》寫於我的(毫無疑問的)青春時期。那是我對異性戀霸權下的戰帖,行文除了哈姆雷特式的舉證分析,亦偶見唐吉訶德式的氣急敗壞。十多年後展卷再讀,對於少作,難免沈吟斟酌;但是誰能責難青春的莽撞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四篇更早的文章一併收錄,作為台灣本土同志論述的歷史見證。

  〈姊妹情誼與異性戀機制〉寫於一九九一年,我在讀大三。這是我對同志議題的思考起點,從女性主義入手;那時的理論滋養,大致來自讀書小組「歪角度」。一九九七年我將美國學者柯采新的四篇論文編輯成《同女出走》,並寫序言〈尋找一種很女同性戀的東西〉,交代了我的思索路徑,我的同志觀點至此亦大致成形。這兩篇文章是《姊妹戲牆》的前傳。
 
  〈Like a Lesbian〉寫於一九九五,我在那裡提出了一個非常古怪的主張,就是異性戀者應該拒絕表明身份,親身分享同性戀歧視。那時候同志現身的空間不大,所以連這麼迂迴的策略,也似乎值得考慮。沒想到這上個世紀的想法,在施明德要求蔡英文表明性傾向的新聞風潮裡,竟然十分切題,這是時代幽了我們一默。〈看不見的同志〉則是應一九九八婦女國是會議之邀而寫,十幾年後,民法的魔術仍在,而同志運動已經躍躍欲試,準備挑戰民法相關規定;重刊此文,略表聲援之意。

  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青春孕育了希望,還是希望滋養了青春。如同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亞里斯多德說,一隻雞的概念就蘊藏在一個蛋裡面,關於青春與希望,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麼多。

哈姆雷特坐不住,一個兩個十個百個,他們的希望匯聚起來,變成曠野裡的吶喊。他想要的東西,他是那麼無可選擇的,必須去追求。所謂青春,不過如此。

  除了收錄「前google時期」的文章、補綴失落的歷史以外,新版《姊妹戲牆》也增補了一些新的社會事件,讓這本書兼有時代變遷的軌跡。十幾年前我對異性戀霸權的看法,今日觀之仍然大致切合情勢,例如《犀利人妻》不脫女女競爭的父權模式,晶晶書庫案暴露一向以來的性歧視與雙重標準;或者銀行的「單身條款」雖走入歷史,但單身歧視卻在其他社福政策裡借屍還魂。讀者甚且可以在新事件與舊事件之間找到工整的對照,例如施明德要求蔡英文公布性傾向一事,非常神似台大暴力點名事件;屏東車城女學生相偕自殺,也令我們想起北一女資優學生相偕自殺的憾事。我不敢竊喜自己的分析有何神算,只遺憾社會是不是進步得太慢。

  不過也犯不著太悲觀。這一次施明德話聲未落,天下圍攻;維護蔡英文的聲音來自藍營、來自綠營、也來自不直接涉入黨派政治的社運團體或評論者。無論哪一種聲音,都為蔡英文的性身分保留了一個起碼的空間,沒有人說「她才不是呢,不要亂猜!」蔡英文也守住了起碼的底線,沒有急於撇清。

  世界從來是這樣參差的改變。進進退退的,呈現鋸齒狀。沒有一將功成這回事。

  我喜歡一則數學謎題。說一個和尚住在山下的破廟裡,有一天想去朝山。他清晨出發,在僅容一人的狹窄山徑上,一步一步,走走停停。黃昏時,剛好爬到山頂,鹹鴨蛋似的紅日當著他的面沈落。山頂也有座廟,和尚就在那座廟裡借住兩日。然後又是一個清晨,他拎起簡單的包袱下山去,同一條山徑,同樣在黃昏回到山下的破廟。請證明和尚在上山與下山時,必然曾在同一時間,經過同一個點。

  難處是和尚爬山並非等速前進,而是忽快忽慢。假設這同一個點,是途中的一個涼亭,他上山時正逢中午,在這裡休息吃點乾糧,但何以見得他下山時也會恰好在中午經過呢?假設這同一時間是下午三點,上山時他正踩過一株小草,但又何以見得他下山時也將準時疊上這個足跡?

  正牌的數學家可以用複雜的作圖證明這個答案。然而我們也可以簡潔而美麗的,把題目想成是兩個和尚、同一天出發,就行了。雖然說不準何時何地,但是只要都是清晨出發、黃昏抵達,他們在這條山徑上必然打過照面。

  這一年因為死刑議題四出演講,不時遇到聽眾過來打招呼,說他們本來讀我寫性別的東西,一路追蹤著,就順便也關注了司法人權的議題。我低頭在《殺戮的艱難》書頁上簽名,簽完了卻冒出一本《姊妹戲牆》或《愛的自由式》。總有遇見故人的驚喜,好像可以問一句,「寒梅著花未?」我把力氣花在別的運動上了,看到性別運動仍然生猛地存在,一方面深慶得人,另一方面也有點前世今生的恍惚。

  如今我的行囊中,青春存量可疑,希望仍然飽滿。我看到同志運動在反歧視的記者會上,射出一只輕盈的紙飛機,象徵反抗歧視的勇氣;我和照片裡的同志朋友一樣笑了,並且感到快樂。那是一個有幽默感的對抗,一個調皮的反擊。

  青春的憤怒和緩了。樸素的紙飛機輕盈地滑翔,我在想,也許「哈姆雷特還是唐吉訶德?」的抉擇,已經不是問題。
 
  或許人生的故事就是這樣的?當清晨和尚從山頂啟程回家的時候,許久以前的那個他,也剛好從山腳出發。意氣風發的唐吉訶德正要上山,歷盡滄桑的哈姆雷特準備回家。天色一點一點的亮起,一條山徑的兩端,兩個踽踽獨行的身影,在荒山裡都以為自己享有一整座山的寂寞,卻不知道,他們正向彼此慢慢靠近。

  某時某刻,在山徑上的某處,我們終將與自己相逢。